罗宗翰（1896—1926），字耻迂，安化伏口乡（今涟源伏口）人，新民学会会员，曾任湘江学校首任校长、湖南省建设厅秘书等职。他一生清贫无私、公心至上，将全部薪俸投入革命，展现了“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”的崇高风范。
一、致力兴学，带头筹资助学
1914年8月，罗宗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入校后与毛泽东结为挚友，常在一起交谈探讨，感情融洽，其世界观转变与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深受毛泽东影响。在校期间，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倡导组织的一师学友会。1917年学友会改选，毛泽东主持会务，他任庶务，成为毛泽东从事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。
罗宗翰深受新民学会“不虚伪、不浪费”戒律的熏陶，革命信念愈发坚定。1917年寒暑假期间，他仿效一师学友会经验，在家乡安化伏口组织“归滨学友会”，开办农民夜校。他不仅义务教学、筹集资金，更带头捐出薪俸与家庭补贴，以学友会名义，支援外出读书的穷学生学费，罗仕铮、罗紫岩等贫寒学子均受其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。他打破旧式宗族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利益藩篱，将个人资产毫无保留地倾注给工农教育与贫寒子弟，体现出“公产公用、不蓄私财”的清廉本色。
二、执掌学校，倾薪办学济困
1921年秋，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，聘请罗宗翰在附设中学兼任教员。1923年11月，军阀赵恒惕下令关闭自修大学及附中。随后，为应对反动势力打压，党组织特意选用“不着色彩”“长于交际”且“最有办学经验”的罗宗翰牵头创办湘江学校，作为中共湘区委秘密培养党员的阵地。
彼时学校未获当局承认，无政府资助，办学经费极度紧张，全靠个人借垫建校，罗宗翰等12位校董遂“各垫洋五十元”作为开办经费。罗宗翰身兼校长、教员双重职务，每月薪资多用于资助寒门学生、购置进步书刊、印刷革命讲义，并接济来长沙开展活动的各地党员。对前来求学的同乡子弟，他经常自掏腰包予以补贴。他这种“不着色彩”“不染指公款”的作风，既是政治上的隐蔽，也以透明治校诠释了革命者的廉洁操守。
三、不就闲职，拒领高薪守志
1924年夏，湘江学校第二期结业，罗宗翰辞去校长职务，为党四处奔波筹集经费。1925年前后，其恩师易培基（曾任教育总长）多次召罗宗翰赴教育部担任秘书、图书审定员或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庶务长等薪资优渥的官职。但他心向革命，“以部职闲散不就”，或短暂任职后即辞职。1925年5月，罗宗翰回到长沙，当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。1926年7月，担任省党部机关报《湖南民报》编辑，旗帜鲜明反对军阀，拥护革命，支持工农运动。
在“学而优则仕”、视官职为敛财捷径的民国官场，罗宗翰却有着清醒的“选择性廉洁”。他深知高薪闲职虽能带来优渥生活，却也会消磨革命意志。他拒绝在军阀政府中领取高薪“混日子”，倾心从事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革命工作。这种在名利关口上的主动退却，彰显出其“不污其道、不辱其身”的士人气节。
四、身居要职，绝不以权谋私
1926年7月，北伐军入湘，国民革命取得重大进展。7月25日，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，下设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四厅。受中共湖南区委委派，罗宗翰担任建设厅秘书，以便“接近工农群众，煽起轰烈革命运动”。建设厅管辖全省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科技等行业，罗宗翰手握全省工农运动专项经费、铁路修筑及民生建设款项审批调度等权力，在旁人眼中是“油水丰厚”的岗位。有人多次上门拉拢，企图通过他挪用建设资金、包揽工程，均被其严词拒绝。
罗宗翰曾亲身参与驱张运动，对军阀“刮尽民脂民膏”深恶痛绝，他坚持以强硬态度挫败右派干扰，积极支持工农运动，每月按时足额拨付省农协、各县农民训练班活动经费，用于农民武装、农运宣讲和干部培训；他全力推进粤汉铁路修筑计划，逐项核查配套民生款项，杜绝官员中饱私囊。他不仅严于律己，更严防贪官作弊，将“公帑一丝一毫皆为民”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环节。
五、散尽薪俸，分文不留后人
罗宗翰高涨的革命热情与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，遭到了反动派的切骨嫉忌。1926年10月8日，他被反革命分子投毒，牺牲时年仅30岁，“没有为儿女留下任何积蓄”。据罗宗翰烈士曾外孙女口述，常有乡亲或非亲故者登门求助，罗宗翰常解囊赠送几块大洋作路费。妻子曾劝其不必对非亲非故者打发钱，他答：“人家非亲非故又没有什么事老造访，肯定是手头紧，没法回家了，要送人家路费。”这种对家人的“吝啬”与对他人的慷慨，构成了罗宗翰独特的家风底色。
纵观罗宗翰的一生，无论是在长沙、北京从事革命活动，还是在省建设厅等职任上，均有稳定的职务收入与稿费来源。然而，他“生前把自己的各项职务和稿费收入大都用于党的事业和资助别人”，最终留给家人的只有清白，没有余财。这份身后无蓄的清白，印证了罗宗翰“不谋家业、不蓄私产”的清风品格，也为共产党人“我将无我”的廉洁精神作出了生动注脚。罗宗翰牺牲后出殡时，大雨滂沱，送行者塞满长街。毛泽东在广州闻讯，托人代书挽联：“羡哲嗣政教长才，竟成千古；叹吾党革命先锋，又弱一个。”